前几天，我在佛州旅居的一位朋友，给我写了一封邮件。邮件里讲述了一些他和当地中国留学生的校内生活。我为之惊诧无比，同时也因其之奇趣搞笑而前仰后合。我便向他发了更多邮件问询事情的具体状况，包括一些有趣的细节。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觉得这些事情的真实度应该颇高，毕竟太过于离谱的事情，我一向认为，是编不出来的。

我的那位朋友在佛罗里达的一所高中读书，校徽是JB，倘若有心去找，说不准能找到。据他所言，他“落入这不幸的处境”，主因是受了留学中介的骗。一件幸事是那里的中国人很多，不像鲁迅在仙台留学，像“胶菜”一样有特殊待遇。不幸的是，学校将中国学生的寝室门前，都用汉字标上了名字。有别有用心者，趁没人在的时候，将假香蕉放在他们的门口，或是丢进低层的阳台。本来据说有段时间扔的是真香蕉，想必是不想用昂贵的水果便宜了中国人；故才革新了手段。

入夜尚未深，上弦月便已高悬在京都的夜空，乌云也很识趣地散开。少年少女们结伴穿过街头巷尾，走过三条大桥之后再各回各家。我还是一个学生的时候，经常在三条大桥看烟花，毕业了之后，我的记忆里这烟花便没有升空过了。我也犹疑过，或许在那几年后，这幸福的象征就被取消了，可能某一个一直为之筹款的富翁离世了，抑或是那个放烟花的人也已经过了欣赏烟花的年纪。当然更有可能的是，我不关心了。

确切地说，我不再关心了。起码那时我是很在乎的，我会在随身携带的本子里记下烟花升起的时间和最佳观赏点，然后在每一天放学后，在三条大桥写着作业，等着烟花出现，然后看它如何用其源自工业文明的光彩，让繁星学会谦卑；看它延展开曼妙的线条，在星空中做几何画；看它用存在超越造物者的想象，让少年少女们感到温暖，感到升腾，感到爱的热望；看它如何像一只被嵌在黑曜石里的蓝蝴蝶，在星月的注视下飞向远端，飞到我们看不到的地方。这就是我贫乏的想象力所能联想到的极限，没有人能理解我当初究竟在看什么。

那时候母亲为了我的学业陪我住在京都，我晚些回家，免不了她的责骂。那时我会找个借口，大多是与同学有约之类，反正搪塞过去就过去了。母亲知道我在外面有自己的社交，也不再说什么；但我其实没有，那些夜里只有我和烟花，还有永远写不完的作业。似乎还有她，在母亲不知道的夜里，我透过屏幕一直注视着她，那时候熬夜与压力无关，在无梦的清晨醒来的我只是感到年轻。

“先生去哪儿？”我清晰地记得那天我再见桃花源时的一切细节，包括出租车司机的北方口音。

“桃花源。”是的，那个时候他们也都还没有失业，乘客与健谈的司机还是有话好讲的。

“啊——好久没有人去那儿了，先生是本地人？”他拖长了语调，显得十分惊讶地问道。

“我在那里曾有一套房产。”我不知该如何指辞，或许一个“曾”字已然含括了我对之所有的感情。

（谨以此篇，致敬阿兰·摩尔的《蝙蝠侠：致命玩笑》和鲍勃·迪伦的《沿着瞭望塔》。）

“目前一切正按照计划进行，龙净已经到达公寓内部，我也已经准备好狙击了。”狙击手如此说道。

“好，只要你看到他走到窗前，就立刻击毙。”对讲机传来了指令。

“其实我有些事想告诉你，阿卜杜勒……”龙净背对着阿卜杜勒，缓缓地走向窗台。

“快说吧，无论你要说什么，现在是最后一次机会了。”阿卜杜勒的声音突然变得冷淡，但令龙净更加不安的是保险打开的声音。高大的西亚人用枪口抵住了他的后脑勺，毒枭发现了他们的计谋，但他似乎并不急着杀死这个叛徒。

亲爱的犹大：

我最最敬爱的叔父，我很高兴收到你的信，我最近过的很好。在61号公路与你告别之后，我去了土耳其，几周前我到了京都，又乘坐东海道到了姬路。尽管白鹭城与几个世纪前的她相比起来，略显苍老了些，但是我仍然能认出她的模样。毕竟，尚存与这世上的，再没有什么能比那如同仙鹭一般立于丘峰之上的古堡更能令我身心愉悦了。相较于我前些日子造访过的君士坦丁堡，这里游人很少；只可惜我到的时候，樱花已凋敝，我走近树下，嗅到甜蜜而酸腐的气息，抬起头望，青叶隐天蔽日。

那天上午，我在金阁寺散步时，看见了一个蓬头垢面的乞丐，躺在一个双肩包上，那个包里面满满的，好像要鼓出来。我试图装作没看见他，快步地走过，但我听见一个声音，好像来自于他，但他没有开口。那声音说，“年轻人，能帮我做一件事吗？”

我看向四周，这条小道上没有别的人。我想问他，但话到了嘴边又被咽了回去。我转向他，用食指指向自己的脸。他哑然失笑，以一种几乎注意不到的角度点了点头。

From California, To Kashima

“您好，请问能占用您宝贵的时间，问您一些问题吗？”一个清脆的女声用英语说道，克里斯蒂安从朦胧中醒来，他忘了自己是何时睡着的，他下意识地看了一眼表，是六时三十分。

“嗯？”克里斯蒂安抬起头，望向眼不知何时坐到了自己旁边的少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