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楼的故事

就在此时，花园里一座银色的塔楼中，忽然传来一阵笛声，你还听见一个陌生人伴唱：
你躺在我的身旁，秋叶飘落在你我之间的火焰上。
看它慢慢地烧成灰烬，如同我现在的日子那样。
《一碟秘密》

西伦敦的一个清晨，没有鸟儿在歌唱。天空上有浓厚滚动的黑烟——当然也有时候是水蓝色的烟，或铁红色的烟。我没猜错的话，这古怪的现象应该是金属离子在大气中被吸收散射导致的，又是过度工业化的错！我们换了十届地方政府，可是没有一届能改善这个问题，真是造孽。我只能戴上口罩来维持呼吸，戴上高帽来维持社交权，不戴它我会看起来比别人矮二十公分。我就这样滑稽地在切尔西的街上闲逛，期待着遇到一些有趣的人，能给我一些灵感。

我碰见两个我熟悉的流浪汉。他们一个是自由主义者，另一个是保守主义者。他们俩在大街上吵了起来。但我觉得这无伤大雅，因为这起码证明了我的一个观点：“热衷于用政治和他人吵架的人，实际上大多都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他们总是觉得对方要么会被时代淘汰，甚至恨不得自己去把对方消灭；要么会被社会改造得与自己一样，“趋同进化”。实际上根本不是这么回事，观点只不过是立场，你又如何能把对方的立场挪走呢？一个人最终只会被自己说服，除非被打服。果不其然，他们俩这时就扭打起来。用书信议政的人再粗野也就是吐脏字，面谈最终却似乎总会发展到这个地步。我有点想笑，但还是在他们俩的帽子里放了两个铜板才走。

许多蓝衣人并排走过来，我匆忙让开；估计他们要去富勒姆看球。我一向不喜欢足球，那是暴民的运动。一想到他们为了看球，被迫要和上万个同类挤在一起，我就感到反胃。倘若他们向我请教如何利用那片难得的草地的话，我绝不会吝啬给出我的指导。天呐，他们起码每周都要离开切尔西一次，只为去看场破球赛。有的时候我很好奇，出了切尔西，还有没有文明存在，我知道问题的结论毋庸置疑，因为切尔西还没有出过一位思想家。但我现在竟有了够好的理由去思考这个问题，直到那群野蛮人彻底消失在我的视线之外。

我走到切尔西诸圣堂，老牧师很费劲地在劝导他的教民，让他们全都向善。我的心比当年狭隘得多了，以至我完全失去了对改造人心之举的共情。当然，这不影响我欣赏教堂的装潢。青铜大门，枝形吊灯，黑铁打造的栅栏，白金色的厅堂，油木色的席位，托马斯·摩尔爵士的金像，他的鬼魂和他写的《乌托邦》；它们被塑造成这个模样，绝非仅是人愿。但我愚钝的思维不能够理解，我应当去学美术，去奥地利。很自然地，人们通过美学和艺术来和神沟通，抑或简洁，抑或繁复；人们又通过理性和逻辑与自然沟通，有时有解，有时无解；至于与人沟通……

我得说这是我非得趁人少才愿意上教堂的原因，我实在不太会和他人交流。比我低贱的我轻视，比我高贵的我又找不到话题。我的话语里只有内容和礼貌，却缺乏一种把二者连接在一起的，极为关键的东西，我不知道是什么。许多身边人只觉得我说的有道理，但我却总感觉我怎么说、说什么都显得苍白无力。我觉得我写的东西要好很多，相对有生气一些。我忍不了听我自己的话，但可能能看得下去自己写的东西。

有的阶级要奋力去生存，而我所要努力的却是生活。这可能很难理解，但是事实是，我目前所在做的事情确实不算生活的一部分。我的行为对我、对他人都没有意义，从学校出来之后我就发现了。而且我早晚得决定和这个世界断绝联系，我想道。是的，只和少数几个人说话，对社会的评论就写成书发出去，其他时间都待在花园里——最好在乡下，空气会好一些；不了，还是在切尔西吧，乡下人太野蛮了。我要终日在花园里做我自己，也就是无所事事。但哪怕脱离社交生活，我也忍受不了整日无所事事被人看见。我应当砌起高墙，让他们都被挡在墙外，对我的认知惟余猜测。

不如修一座塔，我就终日在塔里待着。我要遗弃待客的厅堂，琳琅满目的图书馆，舒适的卧室，还有代表我所在阶级的大部分享受。旁观我日益腐败的花园，以及在此之外的整个世界。然后我就做梦。对，在楼上做梦，写一些真正浪漫的东西，像雪莱和华兹华斯。我虽然不渴求它，但一个城市诗人的名声是多么悦耳。还要写些批判当局的文章，过度工业化，托利党的政策，落后于美国的经济建设……这些问题都是常年不变的，倘若真有什么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估计在塔里的自己也会知道。估计到那种事情发生的时候，自己个人的生活方式，也会因时代的变革而改变。可能那时就该从塔上下来了。至于后面的生活更不用想了，我连在塔上该做些什么都还没有眉目。变化，我有点憎恶这个词，考量它总是让我的构思和设想显得无关紧要。

一想到变化，我就想到美国。美国给国体和政体带来的变革，丝毫不比英格兰少。不过，美国的总统愈发大权在手，英国的王室却越来越不活跃，究竟是哪一边的公民更怕一位君主的统治呢？倘若美国有一天，出了一个同时控制国会和法院的政府，那未必不会有一位美国皇帝出现。到时候这些洋基佬就会知道，自己追求的自由、民主、博爱，是什么样的东西了。美国求变，但仔细想想，君主专制对美国何尝不是一种新东西？或许，或许我能活到那一天到来，我祈祷这不要对世界有太坏的影响。

我遇到一群人，他们在罢工抗议。我不知道他们在抗议什么，我也不感兴趣。所以我缩在路旁，掏出打火机，拿出一根烟，慢慢地开始抽。然后一位迷人的小姐走过来，问我能不能问我几个问题。我说她已经问了。她笑了，拿出一支笔，翻开册子，开始问我，我支不支持知识和思想在更广的范围内流动。我表示我没意见。她又问我哲思如果留在小圈子里，算不算浪费。我还是不置可否。最后她问我，像我这样的知识分子用通俗语言劝导大众，是否更有社会价值。我听到“像我这样的知识分子”这个称呼，莫名地就同意了。她眉容舒展，估计对我的回复很满意。

她问完问题之后就离开了，把有些恼火的我留在原地，继续深入我自己的迷惑。诚然她问的这些问题都是废话，但这样的引导破坏了我正常的思考。在这样的问题的压迫之下，我完全有可能认同不符我意的观点。这让我更加坚定了我追求遗世孤立的心，若想做自己的学问，除此之外，别无他法。我继续这么想着，直到——

我又遇到一些人，他们在大街上游荡，却有着相当奇怪的积极感。他们说他们是来拜谒一位伟人的。我很疑惑，我印象中的不列颠国民并非如此容易亢奋。他们中的一些兴奋地告诉我，有一位仁德的女士在切尔西，她在一座花园中的塔楼上生活。她虽然深居简出，却向社会散布着她唾手可得的智慧。她对穷人慷慨解囊，却不会像那些教堂里的老主教一样喜欢说教。她既浪漫又有洞见，在写诗的同时还批评政府。人们对她各有所求，他们有的想要答案，有的只是想要钱。但无论是以什么目的找上门来的人，都很相信她能实现自己的愿望。因为她毕竟是独立于整个社会之外的贤人。我听毕，起了一身鸡皮疙瘩，甚至有些瘫软下来。但他们非常温和地将我扶起来，并与我说，我看起来也像是对她有所求的人，我应当与他们同去。

我和他们一同走了一段，却还是止不住好奇之心，便问他们这古怪的讯息是从哪里来的。其中一位对我的用词有一些鄙夷，不过还是告诉我说，是一个眼瞎的先知告诉他们这个消息；他说她就住在切尔西一座花园里的塔楼上。于是对这消息充满憧憬的人，也就是无所事事的人，生活贫苦的人，甚至还有一些猎奇的富家子就一同来到了切尔西。他们翻过一道道围墙，不安分的眼神透过栅栏的空隙，寻找着预言里那一座有塔楼的花园。

人流分裂入三岔，我紧跟着大多数人所去的方向，在彷徨和无意识间徘徊。我越往前走越害怕，我害怕我自己原先在潜意识里埋伏了很久的想法，竟然要在几瞬内出现在我的眼前，变成真的；我怕它实际上很糟糕，但或许这已经是不可避免的结论了。但我又对未来的展开有些兴奋，我想看看在历史的废墟之上，人们又将要拾起什么，知识分子究竟会以什么样的面貌在历史上存续下去？我沿着国王大道，看见破败不堪的花园，如同禅院一般整洁、惟余草地的花园，透体金黄、仿佛早早地踏入秋日的花园，宛如鹿角、由铁栏钢枝填充的花园，长着果树、埋葬着不知何人的花园……我透过他们的惊讶和追寻之心，看见许多我本来视而不见的东西。

于是我同他们一样，在大街上巡游了直到很晚；但我或许从始至终，都没有把这传言太当真。因为每一个头脑清醒的人都知道，切尔西的花园中是寻不到一座塔楼的。至于这么一个人有没有可能存在……

我在结束巡游之前给自己灌了一点酒，然后忘却了他们，兀自在迷雾中摸索；直至太阳也沉入大地，我的鼻子也习惯了腐臭。一想到自己今日的所有思考，都被自然和上帝的巧妙安排完全否决，我就觉得再继续想入非非，还不如开瓶香槟。

不知道会不会有人知道，有个素不相识的人，在这又烂又好的心境里，舒服地麻木了。

氿月

October 20th, 2025